Huojun的共享空间

与Ophelia聊起“昆曲”与“东北二人转”，昆曲是典型的淫词艳曲，靡靡之音，牡丹亭中描写杜丽娘的春梦，遣词造句极尽唯美；而二人转是赤裸裸的黄段子，连淫词艳曲都算不上，据说在东北，越是穿插刺激黄段子的二人转，越能吸引观众。

“锵锵三人行”其中有一期节目，邀请查建英谈东北二人转，她将在东北的亲身经历细说了一遍，原来影视中表演的二人转已经“健康化”了，当地的二人转非常生猛，非常精彩，说的我恨不得买张机票明天就去东北。由此，我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大众的文化口味是如何演变的呢？一种文化（包括娱乐、赌博、影视、书籍等）是如何兴起的？又是如何衰败的？

一种机制就是“社会学习”（Social learning），因为我知道查建英看过二人转，而且又听她惟妙惟肖地叙述了一遍，导致我也跃跃欲试。但这里存在一个无法识别的问题，第一，可能二人转尽管很低俗，但追求刺激、低俗是人的本能，正是因为二人转抓住了人们的偷窥欲，发泄欲，所以越是生猛，人们越是喜欢，即使查建英不介绍生猛的二人转，像我这种低俗之辈，也本能地对二人转非常钟情；第二，我觉得查建英好歹是个文化人，而觉得我自己也读过几本书，暗地里自诩自己也是个文化人，既然查建英都看过二人转了，同为文化人的我，当然非常渴望观看生猛的二人转；第三，我本来对二人转一点也没兴趣，听了查建英细细地介绍了一番，了解了二人转真实详尽的信息，于是我觉得也亲身体验一番。经济学界已经有大量的论文来研究这个问题，其中利用实验的方法可以很好地区分第一与第二三种解释，但依旧无法区分第二与第三种解释。

第二种解释的可行之处在于，我们之所以观察到他人的行为，继而模仿，可能是因为群体压力，或者本能地想遵守“社会习俗”（Social Norm）。那么将这种社会习俗“污名化”之后，人们就没必要去模仿了，若是依旧跟着去做，那很大可能就是从他人的行动中推断出某种判断，获得某种有用的信息，即第三种解释。比如当年以“解放”、“文革”取名不计其数，然而现在取这种名字都会觉得老土，不合时宜，但若是我发现我同宿舍的同学换了“文革”这个名字，找到了一家高福利国企的工作，那我就会推测面试的老总是不是很喜欢带有“文革”印记的东西，我何尝不换名为“文革”，尝试一下能否找到类似的工作。

“生猛”的二人转受人热捧，那么“高雅”的昆曲又如何博得市场认同呢？白先勇先生做了两个尝试：第一，价格补贴，昆曲演出进驻高校，免费向大学生派发戏票，最近有不少文献讨论“Free distribution or cost-sharing?”（Cohen and Dupas, 2010, QJE），但国内没人研究，白先勇先生派发了戏票之后，那些观看了昆曲的大学生，随后会不会再去戏院观看其他有价的昆曲演出呢？也就是说，初始的价格补贴能否改变大学生的文化消费偏好，从而维持这个昆曲演出市场的正常运作。第二， 社会认同(Social identity)，一个常见的社会观点认为，传统的戏剧属于老头老太的娱乐消费，适合年轻人的消费多种多样，一般追求时髦的娱乐，要吸引年轻人来观看昆曲，得将昆曲的标签延伸到大学生，于是“青春版牡丹亭”介绍的时候，重在“青春版”，正如“成人版艳情片”，那就适合“成人”。我于是想到曾经跟Ophelia讨论的销售问题，她们出版社出版有关基督教书籍，老板为了避免社会读者对这类书籍有片面的观点，要求这类书籍的封面不准出现暗示基督教的标识，将书籍的标签泛化为哲学、历史学之类，结果这类书滞销很多，最近在讨论如何换封面，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如何诱导文化产品有效的“标签”，从而促进销售？

以前在广东读书的时候，每次去唱K，广东的很多同学不但粤语歌曲唱的非常好，连经典的诸如《帝女花》，《寺院钟声》、《剑合钗圆》等粤剧唱段都唱的非常好。我当时非常奇怪，平时没见他们唱这些，原来功底这么好，后来才知道，早在八九十年代的时候，这些粤剧唱段非常流行。粤剧，彼时潮起，此时潮落！

    中国处于多事之秋，地震之后，洪灾接踵，继之以泥石流，死亡百姓数以千计。恰逢“2012”上映，很多国人就隐约感觉末世降临。然而在欧洲，一切依旧很平静，秋季气候怡人，很难想象末世的来临。

正如秦淮河畔的“商女”们，当敏感的诗人们忧国忧民，担心唐朝灭亡的时候，她们依旧若无其事地唱着《玉树后庭花》，一点也不在乎“玉树”是否地震。一个解释是，按照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当太平盛世持续很久的时候，为了解决人口压力，自然界总会衍生出降低人口的各种机制，包括饥饿，战争，疾病以及天灾等，“商女”们码头跑多了自然不在乎当下发生的一系列天灾人祸。

那么，没有像“商女”那般经常跑码头的人们，遇到这样一连串的“负面”新闻，到底会如何影响他们的日常生活呢？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Naomi Mandel教授针对美国911事件之后人们的消费行为进行了一个有趣的实验：研究“死亡显性”（Mortality Salence），即人们意识到“人之将死”之后，他们的诸如饮食、购物的消费行为会如何改变。研究者随机招募被试，将其分为两组，分别给予不同的心理暗示，让实验参与者处于不同的情景：其中要求“死亡显性”组被试回答一系列关于死亡的感受以及情绪；而对控制组要求回答生病之后，被试们体会与情绪将如何。随后，研究者给被试们一个购物清单，要求被试决定接下去一周将要添置的物件。

研究发现，处于“死亡显性”组的被试，想要购买的商品明显多于控制组，这些商品包括新鲜蔬菜，水果，各类冷冻食品，各类肉类，罐头制品等。随后在分析“死亡显性”组被试时，发现两类不同的被试，一类是“高自尊”（high self-esteem），另一类是“低自尊”被试；对于“高自尊”的被试，“人之将死”的负面信息并未能改变他们的消费行为，因为他们在思考死亡的时候，他们也开始考虑人活着是不是因着一种“文化”，正如陈寅恪评价王国维投昆明湖的时候说“先生死于对一种文化的爱”，而“低自尊”者面临死亡者，往往需要靠摄入大量的食物，转移注意力，从而不用去思考死亡带来的可怕后果。这样看来，我们很难识别为什么“商女”们仍唱后庭花？难道是因为码头跑多了，对于亡国后的颠沛流离见怪不怪，还是因为“商女”们预期到亡国快了，倒不如尽情地消费，来转移注意力，不去思考死亡的后果？

利用“展望理论”（Prospect Theory），Grewal et al. (1994, JCR)发现，消费者面对“正面的信息框架”（Gain Frame）的时候，由于担心损失，从而更加的风险厌恶，从而能够更仔细的思考分析既有的信息，作出缜密的决策来尽可能地降低风险；而在“损失的框架”（Loss Frame）下，削弱了消费者对信息的筛选甄别能力，从而决策相对比较马虎，容易形成空洞的感官。这正好解释了，当我们观察到一系列的天灾人祸的时候，往往失去了搜索更全面信息的能力，“末世论”于是甚嚣尘上。

其实，我们仔细思考一下，自然灾害在各个朝代比比皆是，只是资讯技术的发达，让这种负面信息的传播更加快速；而且天朝的特殊国情，媒体高度管制，而民众也厌恶歌功颂德的新闻，对负面新闻的过度消费，这样的层层叠加之后，“损失的框架”（Loss Frame）自然形成，“人之将死”的信念也普遍流传，这其实对商家而言，是一个利好消息，完全可以捕获住大量的“低自尊”消费者，利用他们的行为与信念偏差，大发“国难财”。

我倒更希望，“商女”们是因为跑多码头了，才依旧唱后庭花，毕竟我还是喜欢这些靡靡之音的。即使“末世”来临，我也要死于一种文化！

MSN的个人头像被Ophelia“勒令”下架，换上了温馨的合影。我对她开玩笑说，“这岂不断了我艳遇的后路，以后没有女孩子愿意跟我MSN聊天了，伤心啊！”那么，现实情况到底会如何呢？

秉持着学术探索精神，随机地抽选了MSN列表中的女性朋友，询问“换了情侣合影头像后，是否更愿意跟我聊天？”大部分回答无所谓，而有一个学妹说，这样更温馨，还跟我探讨了这个问题。

在演化心理学研究中，这是一个经典的“婚戒效应”研究，即“戴婚戒的男性是否更具魅力？”一般而言，已婚男性，通过“戴婚戒”表明婚姻状态，从而被其他女性认为更具魅力。这是因为，“戴婚戒”的男性向公众发送这样一个信号：第一，他已经“名草有主”，而且有能力承诺一段长期的婚姻关系；第二，有女性已经认识到此“名草”的价值，愿意“领养”他，进入一段长期的婚姻关系。通过这样的信号发送机制，使已婚男性从众多男性中区分出来，让其他单身女性获取到这样的价值信息，从而得出“为什么好男人都结婚了？”其实，恰恰是结婚成就了好男人！

单身男性读到此刻，会不会立即去买一个婚戒，提高自己在异性中的魅力呢？上次回上海，我还真遇见过这样的男生，但忘了问那男生戴上“赝品婚戒”后，是不是得到更多女性的青睐。Uller & Johansson(2003, Human Nature)研究在一系列的现实男女交往中，女性们是否更钟情已婚或者订婚的男性，却并未发现任何“婚戒效应”的证据：让女性参与者和两个男性交流，其中一个是“婚戒男”，一个是“未婚戒男”；随后，让女性参与者对男性的各项指标打分，“婚戒男”没有得到更高的魅力指数。而Bressan & Stranieri（2008）在意大利的实验却发现，女性意识到一个已婚男性的魅力，跟女性自身的生理周期以及男性是否为“婚戒男”相关。

其实，这种“择偶模仿”（Mate-choice copying）在其他动物（比如孔雀鱼）中也普遍存在。Yorzinski & Platt(2010)随机选取了上百张男女的个人照，甄选实验参与者给这些照片中的男女魅力指数打分；随后将这些男女的个人照进行PS处理，变成随机的“男女合影”，再让实验参与者分别给男女打分。研究发现，在Eye-tracking 数据中，被试对美女身边的男人注视良久，而且男人也因着美女在旁，打分明显提高。也就是说，“婚戒男”的魅力指数取决于身边美女的漂亮程度，越是漂亮的女性在旁，得分越高。如此看来，为什么社会上的男性普遍喜欢美女，原来是为了提高自身的价值。

那么已婚女性的魅力增值是否也是相似的机制呢？夏姬的事是很好的例子。这位中国的海伦出身郑国的公室，她的第一个丈夫，年轻时就死了，第二任丈夫，陈国的御叔，在生下一个儿子后也去世了。若干年后，放肆的夏姬和陈灵公私通，大臣孔宁和仪行父也是她公开的情夫。这三个人四处宣扬，欣欣得意。有一次在夏家饮酒，陈灵公对仪行父说，你看徵舒，长得多么像你呀。仪行父说，也像您呀。这个下流的玩笑使夏姬的儿子徵舒再也不堪其辱。徵舒埋伏下箭士，在陈灵公离开时把他射死了。

这只是故事的开头。徵舒自立为陈侯。一直想扩张的楚国借机主持正义，攻破陈国，杀死徵舒，顺便把夏姬掳到楚国。楚庄王想自己娶夏姬为妻，屈巫进谏说：您不能这么做。您召集诸侯伐陈，名义是声讨罪恶。如果娶了夏姬，人们就会以为您发动战争的真实目的是想得到夏姬……后面还有一篇大道理。楚庄王只好做罢。楚国的上卿子反也想娶夏姬，屈巫又劝阻说：“这是个不祥的女人。她先克死了两任丈夫，后又害死了陈灵公和她自己的儿子。人活一辈子不容易，何苦要自陷于那样的危险？天下美妇人多得多，为什么非得娶她呢？”子反也被吓退了。最后，不怕死的襄老娶到了夏姬。第二年，晋楚间发生了著名的邲之战，襄老战死。

屈巫一直是正言正行的人。没有证据能说明他此前的议论，是竞争的策略，好让自己能娶到夏姬。肯定是后来发生了一些事情，多半是他见到了夏姬，便被征服，大大地改变了心意。襄老死后，襄老的儿子居然还想把夏姬娶过来，屈巫坐不住了，把自己那一番大道理抛诸脑后，派人给夏姬送信说：你先返回郑国，我一定会娶你为妻。屈巫使了种种巧妙手段，哄过了楚王，终于娶到了夏姬。这位从前的“祸水论”者，从前的直臣拂士，便这样向爱情投降。屈巫在楚国心不自安，索性携夏姬逃到晋国，在那里给楚国捣了许多乱。夏姬的故事到此总算结束，她和屈巫留下一个女儿，后来嫁给了晋国的名臣叔向。

大量的经济学实验证实，人们因着公平的理念（Perception of fairness）不惜牺牲自己的经济利益去消除“不均等的分配”（Inequalities）。那么，是否所有“不均等的分配”都被视为不公平的呢？在何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接受“不均等的分配”，而将其视为公平的呢？对“不均等分配”的接受，是否受社会环境以及生物因素的影响呢？

挪威经济管理学院的实验组教授们做了一个有趣的实验，他们招募了500个11—19岁的孩子，分别为5年级至13年级的学生，将同年级的两个学生随机匹配成一对，在电脑前做一个45分钟的数字匹配游戏，答对题目积分，游戏结束后，电脑随机产生每个积分的价格，高价格的积分为0.4挪威克朗，低价格积分为0.2挪威克朗；然后随机抽选每对学生中的一个学生，分配每对共同赚取的金钱，相当于一个有生产情况下的“独裁者博弈”。

研究者发现三种“公平理念”的实验参与者：一是“绝对公平主义者”（Strict egalitarianism），即认为任何的“不均等分配”都是不公平的；一是“唯才是瞻者”（Meritocratism），认为基于能力而导致的“不均等分配”是可以接受的；一是“自由主义者”（Libertarianism），认为任何“不均等分配”都是可以接受的。

实验发现，绝大部分的5年级学生（即10岁左右的孩子）是“绝对公平主义者”，这阶段的孩子几乎很少认为可以接受由于能力不同而造成的收入差异；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绝对的公平意识越来越淡化，在后期的青少年中（从7年级到13年级），“唯才是瞻者”占绝大部分；而“自由主义者”的比例在各年级段未曾发生变化。也就是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孩子们能更大范围地接受因能力差异而产生的收入差异，但对受因运气差异（即积分价格的随机指定）而产生的收入差距的接受程度未曾变化。

原来儿童一开始都是Karl Marx，但随着年级的增长，参加越来越多的体育活动以及各类竞赛，越来越“唯才是瞻”，越来越能接受由于能力差异而产生的收入差异，关于“公平的理念”发生巨大的转变。因此，对于教育者而言，对于何种阶段的学生开始引入“成绩奖励机制”是一个重要的提醒。

这项研究，展示了“公平理念”跃迁的年龄分界点，但对于形成机制并未做进一步的分析，社会环境或经验的影响只是一个猜想。在中国，从幼儿园开始就有考试，按照考试成绩排名次，那么中国的学生“唯才是瞻者”在各个年龄段是不是占绝大部分呢？

记得小时候，我的童年生活在农村，小伙伴们经常出去捉青蛙，挖螃蟹，钓黄鳝，捕知了。我们虽然集体出动，但这些活动的战果只需要个体就能达致，因此不算“协调博弈”，或者“公共产品提供博弈”。但要想有收获的话，很重要的一点是，首先得发现青蛙，知了，或者螃蟹洞，有意思的是，我记忆非常清晰的是，每次我发现青蛙的时候，大家帮我围攻，捉住青蛙，然后即使同学甲最后捉住这只青蛙，但这只青蛙最终是归属我的，“先见先得，不问过程”方佛是我们孩子们的默契的游戏规则。在这个游戏中，捉青蛙的本事好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发现青蛙，正如市场中，生产者的回报反而不及发现价格信息者的回报。

在这个捉青蛙的游戏中，孩子们的“公平理念”是什么，又是如何形成的呢？这个“公平理念”跟生活经验有关？跟学校的学习经验有关？还是来自父辈们的生活习得？不知道现在的孩子们捉住青蛙（知了）后，是死活不放呢？还是给最先发现者？

学校教育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要“自力更生”；家庭教育告诉我们要“贪污行贿，暗箱操作”，来钱更快，怪不得有一个四岁的孩子，未来最大的理想是当一个贪官。我们的“公平理念”是由社会经验形塑的吗？若是由社会经验造成的，那这个微观机制又是如何？如何检验呢？

四月回国探亲，在复旦“三人行”书店购得《海德堡雨丝》（金耀基）、《西班牙旅行笔记》（林达）以及《昨日的世界》（茨威格）。前两书，每次坐地铁的时候读一些，囫囵吞枣地将其读完，后一书作为枕边读物，至今未读完。

作为旅行笔记，金耀基先生由于多次在海德堡大学访问，生活，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海德堡的喜爱，对海德堡老城的街道也是如数家珍，在信步游赏海德堡的时候，文字中还不时穿插着这个城市的历史，以及与伦敦，萨尔斯堡等的比较。

林达夫妇，也是旅行笔记的高手，本以为只是游玩后的随笔，细细体会，其实就是有目的的游玩，搜遍历史典籍，将西班牙的各个城市，各个旅游景点，用历史的经线，将其一一穿插起来，与其说是一本旅行笔记，不宁说是西班牙政治史初步，越到后面，更多笔墨于西班牙的民主转型。

读罢二书，激起了游玩海德堡与西班牙的愿望。五月，从上海直接坐飞机到法兰克福，第二天直奔海德堡。春末夏初，的确是一个适合旅行的季节，安静的小镇，残破的古堡，内卡河流淌其间。凭借着金耀基先生当年的照片，在河的对岸，找到了韦伯故居，依山傍水，既是仁者，又是智者。韦伯故居的背后就是智慧山，穿过逼仄的山路，就是一条“哲学家小径”，眺望对岸的古堡，相看两不厌。

……

游罢海德堡，便升起了以学术名义去西班牙的兴致。报选了六月下旬马德里卡洛斯三世大学的实验经济学暑期课程，换是以前，临行之前，肯定是好好读课程纲要制定的论文，好在课堂上与教授陶瓷。

然而马德里“不可思议”，陶瓷终究敌不过旅行攻略。将旅馆订在“邮局大厦”（Palacio de Comunicaciones）附近，这样可以步行绕市区一圈。马德里不愧是帝都，足够气派，市中心集合着大大小小的广场，马德里之旅其实就是广场之旅，其中最出名的是，太阳门广场，马约尔广场，西班牙广场等，这些广场彼此相挨，步行即可。在马德里五天行程，除了课程之外，分别为广场之行，参观博物馆，马德里周边小镇（Segovia），参观Alcala University，以及公园与植物园。

由于随机选择，参观了Sophia博物馆，而未参观普拉多博物馆。前者超级大，但都是后现代的艺术，天质愚钝的我，只好跟着人群瞎逛，逛到一半，累个半死，撤退。事后经Pinghan兄的介绍，才后悔没去普拉多，毕竟古典的总能一知半解一点。幸亏跟Pinghan兄通话，才知道Alcala大学，于是第三天课程结束，直奔Alcala大学。

西班牙对我的冲击，可以用“神奇”两字概括。Alcala是塞万提斯的故乡，Alcala大学也是西班牙最古老的大学之一。踏入Alcala土地，沿途问人Alcala大学地址，顺着指示步行，良久没有找到，于是在一个街心吃冰激凌，发现远处一座建筑物屋顶上一个硕大的鸟巢，几只类似仙鹤的鸟在巢边悠哉悠哉，顿时惊呼“神奇”。

依着仙鹤，找建筑物，原来就是Alcala大学，大学的校徽，就是两只仙鹤啄一块盾牌。在Alcala大学的各个建筑物屋顶上，到处都是仙鹤的鸟巢，走到图书馆附近的墙壁上，许许多多的洞穴，里面栖息着各种鸟类，再度惊呼“神奇”，这的确是一个“鸟大学”啊！

既然鸟巢建在屋顶，而且每个都是硕大，第一个怀疑，是不是人工所建，然后仙鹤栖息其间，第二个推断，这个地方应该很少刮风下雨，否则鸟巢早就被摧毁了。这个小镇，虽然没有雄伟大教堂，也没有奢华的古堡，因此游人几乎没有，但我在想，若是能在这个大学学习交流一段时间，这真是非常奢侈神奇的事情。

而马德里周边的小镇，如托雷多，赛格维亚，也是不错的旅游之地，从马德里去赛格维亚，公交班次很多，大概十五分钟一班，因此不需要久等，在马德里可以买往返票，但回来的时候，还需要去赛格维亚的车站换票，因此在马德里不如买单程票。

赛格维亚以罗马“大水槽”最为出名，一下公交车，出车站未走几步，大水槽伫立在面前，各种鸟类飞行在拱形洞边，拾级而上，大水槽连绵，西班牙南部缺水，大水槽的作用就是引水，帝国的气象。由于被伊斯兰世界统治过，这里的建筑物都是土黄色为主色调，细细的窗花雕琢精良。市中心有一个巨大的教堂，沿着教堂，穿过一些小弄堂，便到赛格维亚古堡，古堡依山而建，从古堡可以眺望远处的群山，空气清新，视野开阔。

这次西班牙之行，走马观花，由北而南，Madrid——Barcelona——Tarragona——Valencia——Granada——Sevilla——Malaga。在巴塞罗那，Pinghan兄热情款待，期间遇见一个很有意思的欧洲“北漂”，于是相约一起去Taragona以及Valencia。这个“北漂”同学，超级厉害的生存能力，跟他一起旅行的那天，一整天都不需要吃食物，弄的我都不好意思吃饭，于是背着大包小包地负重登山下海，这不是一次旅行，更像是一次苦行。

晚上实在受不了了，建议一起吃海鲜饭，终于吃了点饭，继续负重前行。那一天晚上在Valencia，街上热闹非凡，以为是世界杯之类，途径一个地方，居然有免费的啤酒提供，男人们成群结队，于是问花花绿绿的男人们，今天是什么狂欢节，原来是Gay的节日！旅馆爆满，幸亏没预定青年旅馆，哈哈。这位“北漂”同学提议睡火车站，刚刚眯眼不久，被警察吵醒，原来欧洲的火车站是不允许过夜的。其实北漂同学早就知道，于是到处找能躲藏栖身的地方，哈哈，一下子方佛成了欧洲盲流。跟警察捉迷藏一直到晚上一点左右，实在困的不行，于是找了一辆火车南下了，最重要的是补觉啊。

呵呵，都不知道这位北漂同学，最后都躲在哪里栖身。穷游，真正的穷游，一天两天还行，几个月的穷游，非常佩服这位同学，顽强的生命力。哈哈，可惜只跟他相处了一天，我完全败下阵来，若是跟他一个月，那我的生存力岂不超乎想象。